作者：雷　军

　　近年来，无论是影视剧还是语言类节目，喜剧正在失去统摄艺术的能力，有点沦为丑角鼻梁上的白粉，只为点缀。娱乐文化兴盛下，喜剧艺术本应大行其道，却只迎来呵呵的干笑，比如刚刚过去的2024年春节档，喜剧电影成为绝对的主力，这被认为打着喜剧的幌子，兜售一掬泪水，进一步印证了喜剧内核的边缘化，已无法让观众酣畅淋漓地大笑。喜剧难道只会调笑现实的狼狈、疲惫的情绪吗？喜剧对故事整体贯穿的式微，意味着回应现实的乏力。

　　英国文学教授马修·贝维斯（Matthew Bevis）在《幽默感》（Comedy: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）里总结了喜剧的叛逆：“喜剧总是希望稍微玷污一下神灵、废黜一下父权、撼动一下既存的事物。”因此，喜剧应该具有颠覆性的艺术效果。张艺谋导演的《第二十条》，让人联想到黑色幽默经典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，两者都带着对生存法条的困惑，不过《第二十条》更具现实的愤懑情绪，喜剧元素更具中国式的幽默。然而，影片《第二十条》中的喜剧与现实少了深层次的互动，只安抚了现实的浮躁，没有心灵的对话和治愈。由此联想到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《夏洛克的烦恼》等国产喜剧片，在探索与现实的交互时，多是即时性和热烈的喜感、语言游戏的碰撞、生活的插科打诨，留下的只有喜剧碎片和语言的喜剧泡沫，很难实现观赏的松弛、对现实的超脱，更难化为生活策略——宽容地生活、豁达地生活。相比而言，电影《满江红》的喜剧色彩更强烈一些，喜庆的音乐和不断反转的情节，让观众置身历史的正义和荒诞之中，能够引发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以及历史写作的好奇。喜剧的力量，恰恰是在讽刺中扶正主流价值，颠覆伪崇高。

　　如何调和喜剧的甜和软与现实的骨感和生硬，是影视娱乐化进程的难题。电影《热辣滚烫》开篇以一张张观众熟悉的喜剧面孔、密集的冷笑话制造了笑点，但接下来情节却没有喜剧创设的渗透，“想要赢一次”的励志最终把喜剧的软甜化为正剧的硬朗，吹散了观众对喜剧的遐想。喜剧角色的喜感应是天然的，不是预设的；是“一以贯之”，不是一个个梗、笑点。张国立根据老舍先生的小说导演的电视剧《我这一辈子》，展示的就是从生活中滋养的中国式幽默。这种幽默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艰难生活中挣来的，是在与生活搏斗中练成的，是生活的智慧，是骨子里的幽默。这种幽默虽然酸楚，但充满了力量，能支持底层人乐呵呵面对生死别离，内心活泛地走向生活的深处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、带动观众情绪释放和净化、具有审美的纯粹，这才是喜剧的德性、喜剧的硬核。

　　所以，不应把喜剧与娱乐简单地一锅烩，要划清喜与俗的边界。讽刺是喜剧的手段又是内涵，在戏谑中有理想主义成分。堂吉诃德的喜剧告诉我们，江湖可以不在，但英雄必须要有。古装剧有力承载了喜剧精神，从早期《武林外传》到《庆余年》再到《鹊刀门传奇》，通过构建现代视野下的武林江湖，在时代的错位格局中建立喜剧故事，在啼笑皆非中传输正义。生活虽暗藏不幸，但我们共有一个开心的江湖。如今的影视似乎进入了一个后喜剧时代，有些失去了讲笑话的能力，笑料变得平淡甚至有点冷，属于《顽主》《私人订制》《大腕》《手机》《非常勿扰》等经典喜剧的时代已远去，喜剧处于既要满足观众不断提升的娱乐口味，又要警惕为了媚俗而泛娱乐化的问题。因此，近年来上映的喜剧片变得缩手缩脚。事实上，通过喜剧的形式呈现出深刻的人生哲理，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人生的苦涩和温暖，让我们不仅仅是在享受娱乐，更是在思考现实。如今，喜剧既要满足观众不断提升的娱乐口味，又要警惕为了媚俗而泛娱乐化的问题。理论上，喜剧是用讽刺呈现理想与现实的反差，揭示现实的“漏洞”，用“笑”达到共情来进行情感教育，引导观众在规训与个性、偏见与超越、蒙蔽与敞亮中自省自证，发现生活的异化。“是的，我很胖，但你们呢”，“是的，我很油腻，但你们呢”，“我”看到了现实的凹面或缺点，而“你们”在“嘲笑”中迷失了自己。玩笑在别处，人在笑中惊醒。

　　一喜到底，又不失主题内核，这是喜剧艺术的生命力支点。笑藏深度，笑意绵长，笑能传染，让生活太满的观众学会笑，幽默地活着，这是喜剧影视的梦想。（雷军）